读《谈艺录》时，对钱钟书先生的一些说法，有不同看法，于是就写了一文，谈了自己的意见。文章刊出后，有朋友打电话来：“你怎么批评钱钟书？”那惊异的口气，真让我惊异。这使我想起前发表于《文史》一文，谈了《史记》中一处错讹之后，结尾说：“后李泰、司马光、胡三省等人，未识传本《史记》及《战国策》之误，故《括地志》、《资治通鉴》及胡注，亦皆错引。近世王先谦《合校水经注》及新近出版陈桥驿点校《水经注》，又进而以《史记》、《战国策》及《资治通鉴》等校改郦氏所引之文，致愈改愈乱。”有文友一次谈到该文时说：“陈桥驿为当世《水经注》研究权威，你的口气……”我听后甚感诧异，不知我的“口气”有什么问题，我只不过照直谈了自己的意见。
友人的话，使我想到现今我们如何对待批评的问题。韩石山先生数撰文赞赏二三十年代文人间不讲情面的批评，感叹如今没有了那种风气。宋谋场教授在一次研讨会上批评前面的发言者说：“学术研究对就是对，错就是错；赞成就是赞成，反对就是反对，怎么能哼哼哈哈……”我非常同意我们山右这两位学人的意见。记得吴小如先生在一文中谈到，有人撰文讽刺说，有的人写文章专爱找别人的毛病，以此来表明自己的博学。其人发此高论，或有所指，但所说却不能令人赞同，起码不能使大多数作者和读者接受。这又使我想到，前读某书时，发现错讹较多，撰文欲在一相关刊物予以纠正，以免贻误读者。但该刊编辑回信说，整理者是位年逾八旬的老先生，已经快作古了，你就高抬贵手吧。很有些劝解的味道，似乎我在与那位老先生过不去。对于学问，对于一些问题的见解，有不同看法，尤其是对于贻误读者的错误，自然应该提出来，这是对学术、对读者的负责。即使自己的看法未必一定正确，但讲出来进行探讨和争论，也是有益的，是应该的。这本是很正常的事，怎么如今就不能得到有些人的理解，竟至有人公然在报纸上予以抨击？
我的友人对我的批评文字的惊奇，或是因为我批评的是名家，甚至是钱钟书先生这样的大家。谈自己的不同意见，和被批评者是名家、大家，或者是年事很高的老先生，并没有什么关系。相互批评本是文人间的正常现象，难道对一般人可以批评，而对名家、大家的意见不同意就不应该讲出来吗？不同意老先生的看法，难道就是对老前辈不礼貌吗？不是都说“学术面前人人平等”么。或者我的友人担心，名家、大家听了我的不同意见会不乐意的。若真是那样，则这样的名家、大家就不是真学者了。因为真学者其实是十分欢迎批评的。
在我发表的文章中，有不少批评文字。南京刘工天老先生，即名画家刘宇一的父亲，九十多岁了，与我为忘年交。我们相识，正是因为批评，因我对他的意见表示了不同意。自那以后，他的来信，我已积了一大摞。他出了书，第一个寄赠的就是我。中华书局总编辑傅璇琮先生，也是一位大家，他的唐代文学研究，在当代是首屈一指的。我据自己多年的读书发现，他在宋之问籍贯问题上援引古人关于“漳滨”一词的说法，其实是错的，于是撰文予以辩明，指出那不是说宋之问家在漳水之滨，而是用典。记得拙文最后一句为：“傅璇琮先生亦不当引陈注而云宋之问为汾州人。”傅璇琮先生读拙作后，非常高兴，据说还说了赞许我做学问如何的话。我知道，对于一个真学者来说，别人纠正了自己的错误，使自己弄懂了先前不曾弄懂的问题，是件非常开心的事。就如我所谈《水经注》中的那个问题，如果陈桥驿先生认为是对的，纠正了他的一处错，那他一定很高兴。我谈了自己对《谈艺录》的一些不同看法，即使不当，难道钱钟书先生会因此而不乐意？
我还批评过一些其他名家，如已故的郭沫若先生，将东汉的“飞廉铜马”另起名为“马踏飞燕”，是一个不能不纠正的错误。又如余秋雨先生，散文中有一些错误，如写送人往东北却引用了送人往西北的诗，不纠正是会贻误读者的。在“东皋子”的“东皋”这个问题上，已不是批评哪一位学者，而是否定了古今所有书籍中那一致的说法，并未听说当今哪位持该说法的名家表示过不满。相信郭老的在天之灵，相信现在正走红的余秋雨教授，也都不会因我的批评而不满的。
当然，也有人会不乐意甚至恼火的。我曾在一文中顺便纠正过某研究员的一个错误，并分析其出错的原因。没想到这位研究员后来见到我时将头一扭，不同我讲话了，想来亦觉得好笑。
不管被批评者能不能理解，我的批评文字，自然还是要写下去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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